（5）星光

　　2007年5月，贝利—马丁基金会十周年主席报告问世。6月初，马丁又一次到青岛进行旋风式工作访问。询问了他的行程，他6月5日自伦敦至香港，6日到青岛，7日到北京，9日到银川，11日到乌鲁木齐，13日到伊犁，15日返回乌鲁木齐并乘机到北京，16日离开中国内地。这之间，他要访问多个传染病院和民间组织。在青岛交流毕，我翻开他送我的《主席报告》。他写道：
　　贝利—马丁基金会十周年的标志，是2006年11月5日在距北京不远的河北香河所举行的典礼。很荣幸，中国政府对我们非常支持。

　　中国政府强烈关注和公开支持在同性爱人群中开展预防艾滋及消除歧视的活动。

　　在中国政府的热情鼓励下，在众多中国朋友的努力合作下，我们对基金会未来的十年充满希望。1996年在基金会的起始阶段，我们无法预言在随后的十年中我们所做的工作；第二个十年已经开始，我们也无法预言以后会做什么。我们没有预测到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在过去十年发生的惊人变化，诚然，我们期待着未来发生更大的变化，并据此而调整我们的工作。

　　我们一直在回应我们的中国朋友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式。我们还发现，尽管在同一领域出现了许多较大的私人和政府基金，但声誉好的非官僚小型基金仍然有用武之地。我们也感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基金将更加富有中国特色。

　　我们非常关注男同性爱或MSM人群的问题。我们感到，“性少数民族”的新定义中含有类似于中国传统上对许多少数民族的尊重。我们与青岛的张北川教授密切合作，与中国16个城市的男同性爱小组一起工作。男同性爱小组与健康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去年取得了巨大进步，我们希望政府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男同性爱人群中艾滋感染率增加迅速，这对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需要国际组织的努力和示范……

　　《主席报告》中马丁还讲到，他的基金会对中国的捐赠额已接近人民币1000万元。
    2007年12月，我以“朋友”项目名义在西安举办“十五攻关项目报告会暨MSM社区能力建设培训会”。之前我偶然向马丁的中国友人讲到会议消息。会议前夕，我意外收到他的会议致辞。致辞中有以下话语：
　　贝利—马丁基金会非常珍视与您和您的同事、志愿者在十多年中建立的关系。我们非常敬佩您将您的工作扩展到中国的许多地区。我们很高兴与您一起做出了努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对MSM的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MSM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已经理解MSM人群在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也会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MSM和其他少数族群一样，有权获得同样的尊敬和保护，作为回报，他们也会对加强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艾滋乌云正在威胁着中国的公共健康，特别威胁着MSM社区。我们在中国旅行期间，到处都听到感染艾滋的MSM人群大量增加。这对中国政府和MSM人群本身都是一个重大挑战。我们呼吁大家，无论是政府官员和卫生工作者，还是MSM工作组，要将安全性行为的信息尽可能地广泛传播，对那些已经感染的人，要摒弃偏见，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并尊重感染者的隐私权。

　　在伦敦，贝利—马丁基金会是个小机构，但是我们获得了来自英国以及欧洲、北美许多朋友的有力帮助。我们希望您知道，我们对中国MSM人群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非常关心。我们希望您找到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也向您重申我们对帮助您工作的坚定承诺，并期待未来增进我们的友谊。

　　……从马丁身上，我看到了被某些国人遗失的或陌生的高尚。在中国现代医学史上，多位给中国以重要帮助的外国友人的名字，如星光闪耀。我深信，马丁在中国的工作，将使他的名字，也融入这群星之中。
……

　　还是从1997年开始，马丁的基金会，常常是他私人，开始对我每年进行捐赠，虽然我只是在1997年向马丁的基金会提出过一次希望获得科研资助的要求。他还自2000年开始，同世界著名流行歌曲演唱家Elton John的艾滋基金会一同资助了“北京同志热线”项目。2002年，马丁注意到中国的艾滋流行态势愈趋严重。他写到：
　　从2001年起，中国（艾滋病）的形势已经起了明显变化。艾滋流行更趋明显，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到整个中国。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偏见依然存在。这虽是与其它许多国家一样的问题，但中国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使其变成一个独特的问题，需要极大的努力去解决。

　　他还写到：他的基金会正在“走向一个远远超越金钱价值的境界”。
　　同年，马丁增加了对我的捐赠。长期以来，福特基金会是我工作的主要捐赠方。我希望能把马丁的捐赠转给比我更需要资源的朋友们，以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同性爱社区艾滋防治之中――“朋友”一个项目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解决与数千万人密切相关的性取向歧视引发的种种问题，需要无数人携手努力。因此自2002年起，我开始与长期向“朋友”项目提供帮助的几个大城市的志愿者――他们都是富有热忱和奉献精神的人，既有来自同性爱人群的各界人士，又有异性爱医生――进行联系，我知道他们会像我一样努力工作，之所以较少开展工作，不过是由于严重缺乏资金。就这样，由北向南，我用马丁的捐赠支持了北京、哈尔滨、沈阳、大连、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重庆、青岛、南京、武汉、广州等10几个城市的人士。其中在一些地方，志愿者和医学部门良好结合，由此又争取到了更多的支持，使当地工作迅速超过我的工作，走到了全国前面。
　　这年，我收到过马丁的中国友人宋先生的信：
　　我目前在南非，常常读《朋友》。感谢你们在帮助最需要帮助的弱小群体。我到过许多国家。1998年我去阿姆斯特丹（荷兰）时，正好赶上一位来自广东的年仅43岁的华人同性爱者因确诊艾滋从医院楼顶上跳楼自杀的事件。今年我又去欧洲，人们告诉我，1998年我去荷兰时与我一同吃过饭的一位上海籍的朋友，今年4月也死于艾滋。多么可怕的病魔！我们国人现在根本不懂得要保护自己，更可怕的是，国内许多地方，很多朋友实际上完全不知道艾滋的危害。

　　（几年后，宋又给我了一封可以展示华人情怀的信。
　　我总想多做些事，但受能力的限制。这是我最真诚的自我解剖。好在自己良知未泯。我曾不止一次告诉他人，假如有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那我不会把他当成朋友；假如一个人不爱自己的祖国，我会从内心里轻视他。记得中国有位学者访问英国讲演期间，我在飞机上遇到他。当时他对中国政府满腹牢骚，把英国比成天堂，把中国说成……我告诉他，不要听少数外国人的话，对于绝大部分外国人来说，假如你的言行有损国家和民族，他们绝对理解不了。如果做那种负面讲演，除了使他们对中国产生误解外，没有其它意义，没有人真的会为你喝彩，也没有人把你当成英雄。那专家因为我的话，后来取消了讲演。现在我和他成了朋友。从来往的信件看，他改变了许多，开始可谓安居乐业）
　　2002年11月，马丁与姜石松和伊丽莎白又一次到了青岛。在我的小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三小时的交流（马丁访问青岛，从来没有到过旅游景点）。2003年春，马丁在武汉等地与通过我转赠资助建立的工作组成员进行了友好交流。他还应武汉大学邀请，与我国著名艾滋专家桂希恩教授进行了交流并向武汉大学捐赠。他同时同其他城市工作组建立了联系。他对中国参与男男性接触者者干预工作的医生和志愿者们评价说：“我们见到了一些最有责任感和富有同情心的人们，他们中有医生和志愿人员，能对这些善良的人们提供一点帮助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这年春，我从马丁的中国友人那里知道，他的银行业务在亚洲，他频繁去香港，在香港，他经常去贝利的墓前，把中国的发展和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状况讲给贝利听。在3月31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我看见了他和第三届贝利－马丁奖获得者、我国著名艾滋防治专家徐莲芝教授的大幅照片。照片上，马丁和徐莲芝一同欢畅地笑着。我想，同样善良的中国人一定使马丁感到欣慰。我还注意到在颁奖时，马丁穿上了苏格兰方格呢裙。这使我想起了他特殊的民族自尊。
……

　　1998年夏天，我初次见到马丁，这年他正好60周岁。到青岛访问我的马丁，慈眉善目。我至今清楚记得他到我的办公室听我介绍工作的一幕。我邀请了英语口语很好的志愿者周先生作译员。其间，我请周翻译了几位同性爱者给我的来信。在周翻译一位心中充满了压抑和痛苦的大学教师给我的信时，马丁的面容刻满同情和忧伤，泪水一滴滴顺着他的面颊流下，一直滴落到他的外衣上。周读完那封信，马丁说，人们能这样把心里话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怎样工作了。紧接着，他向我做了捐赠――虽然我没有向他提出什么要求。我希望马丁对捐赠指定用途，他说，只要你认为有利于工作，由你决定。
　　谈话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丁的某些话。我讲，我认为艾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造成了巨大痛苦和死亡；另一方面，它促使了人类反思自身文化中的缺陷，进而推动了文明进步。马丁沉思了一会儿，说他不同意我讲的艾滋能推动进步的说法。他说：“如果你看到最好的朋友、亲人，因为艾滋一天天在痛苦中挣扎，最终死去，你就不会这样说了。”马丁还对中国男同性爱者中艾滋防治工作的前景表示悲观。他讲了美欧同性爱社区艾滋大流行时的状况。他怀疑一般的干预能有多大效果。他讲了有几分悲观主义色彩的话：“对同性爱者的工作非常难做。你告诉人们，这城市同性爱者中流行艾滋了，人们就像你没说过这话一样，无动于衷，从前是怎样依然是怎样。两个熟悉的同性爱者聊天时，一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长艾滋了。’另一人通常会心中一惊，‘老实’几天，但很快又‘故态复萌’。只有在你直接告诉与自己有过密切接触的朋友说自己确实感染艾滋了，对方才会有行为改变。”
　　那天晚上，马丁、几位志愿者和我一同就餐。他极细心，就餐前，一一询问了志愿者们的姓名并记录下来（回英国后他给我的信中，依次向一同就餐的朋友们问候）。饭后正要离开那家小饭店，马丁看到还有半条鱼没有吃完，就询问我们为什么“不打包”。后来我知道，尽管马丁对中国的艾滋防治工作极慷慨，但他对自己是极节俭的，他乘飞机时通常坐经济舱。我还听到他的逸事。他的主要居住地在伦敦。一次他与朋友外出，踏上归程，天气转坏。友人催促他同坐出租车返回，可他为了节约车资，硬是等公交车。在车站等了大半小时，车也没来，全身冻透了，才不得不上了出租车。
　　自1998年起，马丁几乎每年都到青岛。通过与他的交流，通过一年一度的《主席报告》，我看见了马丁在中国的慈善工作，看到他在中国忙碌奔走的身影，看见了他对人类的爱心，特别是对中国的真挚善意。在北京、云南昆明、瑞丽、大理，在广东、广西，在贵州安顺，在新疆乌鲁木齐、伊犁，在西藏和安徽……他和基金会成员、顾问与得到基金会资助的英中专家们举办培训班，把中国医生送到晨曦医院学习，资助晨曦医院的专家到中国工作，他十分投入地为中国艾滋防治而奉献着自己。不仅如此，他还运用个人魅力，影响了其他英国慈善社团参与我国相关工作。特别是最近数年，他与英国医疗卫生保健界著名的私人慈善社团玛丽·金若丝慈善基金会（Mary Kinross基金会）主席伊丽莎白·希尔兹女士（Mrs. Elizabeth Shields）一起，把艾滋救助和关怀工作推向中国更广泛的地区。
　　现在有多个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国致力于我国艾滋防治，但据我所知，最初仅有福特基金会和贝利－马丁基金会以及后来的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项目办持续地在关注大众的同时，以同样热情关注着中国的小众――同性爱人群。由于我对同性爱人群所做工作，马丁的基金会向我颁发了首届贝利－马丁奖。2001年2月，马丁和曾毅等一行到青岛，举行了颁奖仪式。
　　仪式前，马丁等到了我的极简陋的办公室，看到恶劣的环境，他未置一词。他只讲到要再次向我捐赠，并询问捐赠是在会议上公开给我还是私下给我合适。我提出公开捐赠即可。这类捐赠由我还是附院管理合适？我询问曾毅。曾告，不必交附院，自己管理，帐目清楚，向马丁有说明即可。
　　马丁在会议上讲述了自己对艾滋的感悟、回顾和对我的工作的关注及评论。他说：
　　我非常荣幸地第三次来到青岛这个有着独特风情和传奇色彩、富有浓郁学术氛围的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也是同我的家族有着渊源关系的地方(我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是1915年出生在青岛的)。


    1981年，我和我的华人朋友贝利一起在纽约生活（自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那时我第一次知道有一种非常神秘的疾病。它可以使同性爱男子致死，特别是生活在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爱男子。当时还没有出现艾滋这个词，我们只是知道一种新的可以致死的非常令人恐惧的性传播疾病已经开始流行了。
……

　　1997年5月，伦敦晨曦医院（即著名的伦敦查尔森·威斯敏斯特医院）医护专家组成的一个访华团访问北京。在前往北京的班机上，有位乘客突患急症，空姐通过广播焦灼地求助。率领这个团队的马丁·哥顿先生（Mr Martin Gordon）告诉空姐，“我们有16位医护人员可供你们任意选择”。
　　马丁是英国慈善基金会贝利－马丁基金会（Barry－Martin基金会）主席。他资助了这个团队的访问，并资助约120位中国医生参加了“中英／英中艾滋防治研讨会（北京）”。会议上，中国方面介绍了中国越演越烈的艾滋流行，对马丁的善举给予很高评价。这个英国专家团队中，有数位欧洲一流、英国最好的艾滋专家，他们是贝利－马丁基金会的英方顾问。基金会还有数位中方顾问，首席中方顾问是我国艾滋防治界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曾毅院士（时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两个机构的会长）。
　　6月，我收到在牛津大学工作的徐小宁博士电话。他通报说，英国艾滋专家团访华期间，与曾毅院士、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和副部长殷大奎、前部长钱信忠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京代表处交流。几位部长均认可了对同性爱者的接纳态度，但提出尚需与宣传、公安部门进一步沟通。英国专家还了解到，北京对4000多位女性性工作者进行检测，没有发现艾滋感染者；已发现的感染者中，高比例的人是男同性爱者。根据中国方面的介绍，英国专家建议基金会支持在青岛的我开展对男同性爱者的艾滋干预。徐小宁来电话不久，基金会中方顾问姜石松博士（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在牛津大学从事艾滋研究工作）也给我电话询问有什么需求，并讲基金会愿意资助我开展工作。
　　中国男同性爱者对艾滋知道多少，与艾滋相关的行为怎样，有多少人患过性病，社会歧视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许多问题的答案，国内几乎是空白，而这却是开展健康干预前应当知道的。我提出希望作一次科研调查。很快，我又收到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中国CDC）和英国晨曦医院合作编写的《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议文集》（《文集》）。
　　在《文集》中，有对晨曦医院的介绍，这是英国最大的医院之一。它的性病艾滋门诊部每年接诊人数高达70 000人，其中有艾滋感染者和病人5 000人。它还是英国第一个对性病艾滋病人采取欢迎而不是指责态度的医院。由贝利—马丁基金会顾问、晨曦医院临床研究中心主任撰写的文章中说到：
　　1979年，一位患有怪病的病人出现在晨曦医院。医院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检查结果是他患有一种免疫缺陷症，同时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这一发生在男同性恋者中的首例此类报告被登在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于是，晨曦医院很快成了全英国疫情迅速流行期间被注意的中心，也使我们在看待病人和进行医学实践的方式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艾滋性病病人）要求得到医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服务，这种做法无可非议。这一点意味着相当大的挑战。艾滋病毒治疗改革的步伐在迅速发展，如何使病人、医生与这一发展同步前进成了一个主要难题。


　　（接受医疗）服务的病人群组已向医生最惯用的安慰人的假设发出挑战，而且使我们所有人认识到应该以一种非判断性的方法传播信息，并一定要把最后决定权留在病人手中，只有在被请求时才提出建议。这种方法为病人护理，理解和听从医嘱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改善，而且成为处理医学实践其它方面的一个重要经验。


　　所以，当慈善家马丁·哥顿提出他乐于出资支持英中有关单位进行一次合作，寻求知识与经验的共享时，我们感到万分高兴。


　　在《文集》的第1页，是马丁写的“前言”。他说到：
　　作为一名银行家，在过去的12年中我已访问中国上百次了。在中国发展业务的过程中，我结交了很多政府机关、公司以及金融领域中出色的中国朋友，我对他们在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发展市场经济时，解决难题的才干钦佩不已。


　　也是在这一时期，我经历了欧美地区艾滋流行，失去了许多的有才能的朋友，他们包括欧洲、非洲、及中国血统等不同种族背景的人。
……

　　数年前，大西北某省会读书的女孩小白开始与我通信。2007年6月初，我收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的小白的邮件。从事女同性爱者权益保障工作的小白讲，她即将去H省省会帮助阿娇姑娘，阿娇与同性伴侣小梅共同生活几年后被亲长发现并软禁家中。小白问，若与阿娇父母沟通需注意什么。过了几日，小白再次给我信，讲不去H省了，因为阿娇日前已割腕自杀去世。
　　很巧，6月中旬我要到H省出差，行前我向小白索要了小梅的电话号码。抵达H省，我便给小梅去电话——我更多关心的是生存者状况。小梅说，阿娇的去世使她受到强烈刺激，一度每日只能恍恍惚惚睡两三小时。她曾向当地广播电台心理健康节目主持人求助，对方协助她联系到从事有关工作的某医科大学一位女教授。女教授已与她谈话，并建议她上班。她在阿娇去世一周后开始上班，目前心理状况略好转。电话中，小梅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说：“我不明白……她……怎么这么傻……会这样？……我希望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
　　在H省开会期间，我与早已熟识的那位女教授交流了有关小梅的信息，并连续两晚与小梅见面。初见时，有H省防艾民间组织的数位人士在座。第二次谈话，有中国CDC一专家等在座。

（2）印象

　　小梅，24岁，中等个儿，短发，着中性服装，穿平底鞋，有几分像结实的小伙。一见面，我便想到她是颇具男性气质的女子。小梅说话甚少，几乎是不问不答。她说，自己以往性格开朗，阿娇的去世使她话少了。小梅自小喜欢男孩游戏，但又留心保护“小女生”。与我的推测一样，小梅讲到：“小学时妈妈给我买了裙子，我不肯穿，闹了一天。大了以后，我从不穿裙子和高跟鞋。”阿娇什么样？我不愿触及小梅心底的伤痕，没刻意询问，只知道阿娇留长发，心很细，人很好。

（3）小梅的叙述

　　我15岁进了体校。当时我文化课差，一个师兄介绍我认识了阿娇，请她帮我补习文化课。她比我大四岁，家里就她一个孩子。那时我和她都不知道什么是“拉拉”[注：即女同性爱者]。我们逐渐成了好朋友。认识半年后，因她对我特别好，一天我过生日，她让我叫“姐姐”，我就认她做了姐姐。慢慢地，大概过了两年多，哪天我见不到她，她见不到我，我们都觉得浑身不自在。2002年，也是夏天，阿娇的同事邀她出去吃饭。我也很想去，可阿娇不带我去。我生气了，自己走了，她给我电话我也不接。后来她给我了短信，我忍不住去找她了。那时我心里已明白喜欢她也离不开她了。那天又见面，我们很激动，就在那天确定了关系。
　　那之前，我认识了一位拉拉朋友。那个朋友是我同学的姐姐，她是T[注：指有男性气质的女同性爱者]，我看出来了，因为她有点像我。我问她是不是拉拉，她承认了。当时她与即将结婚的同性伴侣分手不久，正准备出国。她把房子留下，让我和阿娇住。这样，我和阿娇就开始了同居生活。我们一直住到去年秋天，那房子拆迁，我们搬了出来。因为没处住，阿娇有时回家住，有时在她堂妹家住。阿娇家住市郊，那儿治安不太好，我常接送她上下班。去年圣诞节前，阿娇父母听邻居说有个打扮得像男孩的女孩常接送阿娇上下班。这样，我们的事一点点被她家知道了。今年初，阿娇家长看到阿娇和我的一张“大头贴”[注：仅有头像的照片]，几天后，她突然失踪了，手机也关机。我找到她堂妹，才知道阿娇被父母软禁了。
　　阿娇的堂妹知道我和阿娇的关系已经三四年了。她堂妹比她小两岁，是搞艺术的。她堂妹曾说：“你们有你们爱的权利，我也有我这样的人爱的权利，没必要干涉你们。”有事时她堂妹能帮一下我们。（她堂妹没有把我们的事告诉她父母）阿娇的父亲很霸道。阿娇过去说：“如果我们的事被我父亲知道，后果不堪设想。”今年初她被软禁后，家里逼她相亲，她不答应就没有自由。这样她被软禁了两个月。在父母压力下，她答应了相亲并与那个男人见了面。家里对她的管束也松了，今年清明前后她又能和我见面了。她告诉我，她实在没办法，同意了家中让她年底与那个男人结婚的要求。我们断断续续偶然见面。她怕父母发现，我们见面都偷偷摸摸的，只能相见很短时间。
……